清华教授重编民国法学家著作 称其归来的陌生人
解放*潜艇“猎杀潜航”中国海*舰队从西太平洋演练归来，自卫队研判潜艇究竟在哪里？
归来的陌生人 ：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 专访 汉语法学文丛 主编、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文_特约 灵 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两场争论旷日持久，一则围绕 民主还是独裁 ，在国难当头之际讨论如何才能实现独立富强；二则讨论因上一问题引发的文化建设路向，究竟 全盘西化 还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大批法学家在这些讨论中发出有力的声音，如张君劢（1887~1969）、燕树棠（1891~1984）、萧公权（1897~1981）、吴经熊（1899~1986）、张佛泉（1907~1993）等等，他们从法理角度梳理这些问题，依照自己在海外求学所得及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思考，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然而这些声音竟被历史湮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鲜有人知他们的存在与贡献。有感于这样的图景，自2004年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主编 汉语法学文丛 ，将这些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的著作重新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版10余种。这些曾经声动一时、后来逐渐陌生的名字，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借用北岛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标题，他们是 归来的陌生人 。丛书主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先生在《法学家的智慧》一书中，将中国自有现代法学系统以来的法学家划分为五代。第一代在清末变法改制时期登场，如梁启超、伍廷芳、王宠惠，而上文所述诸位则基本属于第二代法学家，许章润称为 真正纯粹法学意义上的中国学术传统 。回溯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发展，上半叶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国共在各个领域开展路线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则将此前几十年来逐渐成形的*治、文化主流一一打破，一切另起炉灶，直到 文革 之后再 拨乱反正 ，又一次回炉再造。萧公权、吴经熊、张佛泉等人的命运恰与此过程相始终，在年轻有为时处于国家患难，在中年要出成果时遭遇*治变革，此后或到台湾或海外潜心教书，或留在大陆，至此沉寂。真正能将法学抱负致力于社会现实的时间，不过20年左右。少年成名，老无所用，这是这代法学家的写照。上篇： 中国向何处去 的百年追问五代学人，薪火相传《南风窗》：您自己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些民国著作的？许章润：真正关注民国法*学思及其作品，是在80年代初期以还。特别是8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中西文化讨论，无异于是对60年前爆发的同题讨论的重温，再检讨之下，大家都似乎恍然 去古未远 ，明白 中国问题 依旧， 同志仍需努力 ，愈加激发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青年学人 追索既往的意识。当其时，陆续接触到一些作品，比如，学校出售的台版法律书刊，将我们这些贫寒学子的腰包掏空，幸福而凄惶。朦胧间，知晓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法学和法学家们挥洒其间，反帝反殖之外，立宪斗争、议会民主等等*制剧目亦曾上演。不过是昨日的事，但一层帷幔，就将心灵蒙蔽，非得钻天钻地才能看清真相，这便是20世纪上演的中国故事，可见历史确乎是人写的。晚近中国，当*治上的四分五裂造成国族不幸的时候，可能恰恰意味着自由思想获得了自己的空间。之所以近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成果多数诞生于江山一统之前，就在于*治分裂导致管制出现了空隙，思想之树因而得以栉风沐雨，在时代的激荡下茁生。因而，接续这个时代及其情思，揣摩其运思，反思其心思，光大其学思，既在承前，更在启后，舍我其谁。因而，总括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前辈的了解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是图书馆里读 旧书 。婆娑旧籍，仿佛就与往日打个照面，而心心相应，非时间和世间所能阻隔。二是港台来的一批书籍。80年代初，老八一中学旁边，现在的中关村科技园商务区，有一个八一书店专门卖盗版港台书，周边高校的青年声气相通，比肩光顾，心情犹如盗火。第三个渠道，对于文史哲学科的学子，也许这是一条重要的通道，而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可能只有辅助性质，那就是亲炙前辈学人。《南风窗》：能谈谈对前辈学人的印象吗？许章润：法学界的先辈，所剩无几，故尔，后来人多不复见也。 不复见 似乎就等于没存在过。恢复高考后入学的77、78和79级学生，所谓的 新三届 ，与当时 年富力强 的老师们并无多少共同语言，这是当年的一大怪事，而且，此后可能也未必见得有多少沟通。原因无他，盖因后者大多是50年代以后接受教育，60年代初期以还逐步毕业任教的。另一方面，青年学子与老人家们谈得来，有共同语言，他们是所谓 解放前过来的旧知识分子 ，或者， 解放初期 出道的，一些人多少还有点旧日读书人的风范遗传。当其时，他们多已六七十岁，倘若现在还在世，怕已90上下了。历经风霜，硕果仅存，老人们本身就是历史，一种不屈不挠的时代记忆，让后辈们藉由近身观瞻，而遥想当年。当时*法大学的老辈中，朱奇武、汪瑄先生均为所谓 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 。晚一辈的，自宁汉林先生而江平、余叔通诸先生，都还站在讲台上。爷孙辈之间的交流，经由代际互动，将晚辈的视野霎那间穿越时空，拓展到两代人以上。真真切切，至少就人文学科而言，老先生们可是大学的宝啊！90年代后在国外，做讨饭营生稻粮谋之外，一个重要消遣就是到中文图书馆随手翻看汉籍，摸摸中文 老书 。比如，把《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王宠惠先生的文集及其纪念文集，在大陆是看不到的。《南风窗》：您在著述中曾将近代中国法律学人划分为五代，刚刚讲的 爷孙之间 是第四代与第五代吗？许章润：打倒 四人帮 、恢复 高考 之后，70年代末期入学攻读法学院的这批人属于第五代。像蔡枢衡先生、王铁崖先生，在30年代中后期即已出道，可谓第三代。二者之间，还有一批人，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学成出道，介于新旧之间，比如江平先生，属于第四代。回想30年前，青年学生主要与第三、第四两代分享共同语言。第三代学人其实所剩不多，不少力挺十载春秋以上，为后来人展示风范。在第四代与我们之间，还有 一批人 ，即5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大学毕业的一代人，以齿德为序，固为尊长，但在学术意义上，则不成代。这批人现在大约70来岁上下，最好的时光荒废了，绝大多数也早已出局。与断裂的历史重新接头《南风窗》：您大概什么时候萌生了 汉语法学文丛 的想法？许章润：2004年出版了 丛书 的第一批作品，而开始运作则始于此前两年。当其时，百度更张，思潮澎湃。萌发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以及再度涌动国中的一些思潮，彼此抵牾，各擅其长，而尤以下述两种理论取向和思想阵营，颇具代表性。首先，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以西方启蒙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武装自己，进而观照中国当下。其以对不明所以的西方社会作为理想的乌托邦样本，要求中国的一切在与国际接轨的名目下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拢，真诚而炽烈，却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比如，法学界同人提倡法官配饰假发，这便有点不明所以了。即便在刻下 西方 ，衙门口子也是尽量能不戴假发就不戴，原因无他，这既不卫生，又是中世纪魅力统治下的装腔作势。而现代恰恰是所谓的除魅时代，取消它们才是正道。旁观者见贤思齐，花了眼，亦真亦幻，载清载浊。与之相对，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力倡 王道*治 ，甚至指认只有儒家教义才能救中国。这话同样真诚而炽烈，但同样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它没有对占据统治地位、滥觞于近代西北欧的现代普适性*体做出开放性回应，只以 半部论语治天下 式的观点立论，说轻点，得谓一厢情愿，说重点，真所谓痴人说梦。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持取审慎中道的立场。他们对于中、西两方过日子的好处与难处，看来都有一些体验，也似乎均有所同情和体贴；他们对于古今之变，左看右看，好像颇能设身处地，而均有所顾应。不仅明白教条式的自由主义大哄大起无济于事，相反，却可能适得其反，而且，对于文化乡愁式的罗曼蒂克，亦多警怵。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理念和文化乡愁式的王道*治憧憬，均不过 中国问题 的因应之策，而 中国问题 千头万绪，至少以两个世纪为疗程，绝非一招一策所能打发，更非短期即可见效。《南风窗》：这些当代的思潮怎么促使您关注七八十年前的民国法学家？许章润：凡此种种思绪，并非始自今日，亦非只是30年间的大哄大起，实为百年思潮在新时代的轰隆回想而已。实际上，自晚清以还，历经 五四 荡涤和其后文化大讨论的洗礼，中国思想中围绕着 中国向何处去 的文化检讨愈见深入，也愈加激烈，最终演变为*治路线之争，乃至于兵戎相见。此情此景，借用*仁宇先生 历史出现了僵局，只好用战争来打开缺口 这句话，不妨说， 理论逻辑纠结不清，遂用历史逻辑取而代之，一时间也好向现实做个交待 。其间，围绕着中西文明传承与个性的价值性分析，有关民主与法治、专制与独裁的历史性追究，打开了解决 中国问题 的多维可能性窗口。其思其虑，虽时光暌违，而不失其光辉，重温包括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智慧在内的先贤虑思，看一看先辈们是如何在相近似的历史状况下做出自己的回应的，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自不待言。其次，曾几何时，整个中国，600余所法学院，从教师到学生，有几个人知道中国曾经有位世界级法学家，宁波吴公德生（吴经熊，字德生 编者按）先生？大家竞相标榜阅读汉译世界名著，满嘴汉译世界名著的词汇，引经据典的不是盎格鲁就是德意志。不仅举为有学有识的标志，而且等同于普世性不言自明之真理。隔绝久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趋之若鹜，正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强劲有力的吐故纳新的自强不息精神，同时，又说明不明所以，一时间阵脚乱了，丧失了文化自觉，长期以往，总不是个事。其利在开拓视野，一下子让自己与占据主流地位的世界文化拉近了距离，同时，它遮蔽了中国问题，消泯了学人的中国问题意识，从而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可能会隔靴搔痒。凡此心态，我们固然不好说是洋奴心态，但至少表明放弃了对于自身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思想的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整理出版百多年来积攒下来最为优秀的汉语法律哲学与*治哲学著述，一定能打动万千学生的心，让学生在历史的维度里重新站在中国的视角思考中国问题，找寻问题的答案。这一点已然有些效果了。几年前，我曾在课堂上做过测验，问学生，知道吴经熊的人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最近几年，零零星星有人举手了，甚至多半举手了。怎么知道的？还不就是看吴经熊的书。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它的新生代，对于自己民族的前辈居然不知道，而且并不是说古代，更非史前，仅仅是眼面前的，这说得过去吗？这种遮蔽不是因为大浪淘沙，而是一种人为遮蔽，它所造成的认识的片面、思想的狭隘、文化视野的单薄，已然对中国近代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造成了负面影响。《南风窗》：回溯20世纪的思想，您发现这些民国法学思想是真的完全被遗忘、被遮蔽的吗？许章润：其中可能有几个例外，比如蔡枢衡先生，他不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但也是那一代人里面较为杰出的一位。他的幸运在于他是一位刑法学专家，而且直到80年代还在世，所以侥幸为人们所知道。其他的，如以思想性思考为主业的法学家，比如法哲学家吴经熊、*治哲学家张君劢，甚至较为书斋型的萧公权，因为在1949年后走了一条不同的人生轨迹，基本上在大陆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人的复原，如果以点到面形成对一代人的复原，就意味着历史又重新接上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