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在晚清迎来了危局。甲午战争前后，一系列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抬眼望世界。而实际上，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展开了，但是为什么一直到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文人士大夫才开始想起学习西方？为什么在此之前的西学东渐未能帮助中国完成从封建农业国到强大现代国家的转变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问题。
中国近现代的大变局，其本质是由西方引起的，但是在客观上，是明清时期中国封建集权王朝未能跟随时代潮流，导致两个文化体系难以对话和互相进步。这一点鲜明的体现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上。
之所以说“西学”，这是因为它们在地理位置上更偏向于西方，而且当时的西方人以天主教传播为动力，带来了一系列西方的思想、知识和文化。虽然这些东西看来是西方所有的文化核心了，但是这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当时的中国人也没有清楚地对传入的新东西作出宗教与世俗的划分，“天学”、“天教”、“西学”这样的名词成为人们指称新文化通用的术语，这就决定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实际上是两个文化维度上，并不能互相理解的对牛弹琴，他们在对更深层的内容理解上存在偏狭，从而导致了西学东渐只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未对中国造成实质的影响和变动。。
“西学东渐”这一活动开始于年。这一时期的西方已经步入了文艺复兴，达到了世俗神权的绝对统治，人的本性和本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宗教变成人们世俗的约束，成为普遍的信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尽管在经济总量上，它们当时还不能和明清时候的封建王朝国家相比，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明清王朝急需赶上新的世界潮流。而在此时进行的西学东渐让中国有了引进西学的客观需要和可能。同时，西方各国陆续进行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伸展到中国。因此，这一时期的大批的教会人员来华传教，他们带着种种复杂的目的，希望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找到更多可能性。
在这些众多传教士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进入明朝的利马窦。他将西方的科学，如几何学、农业学、宗教思想等一并带来中国，影响了当时的士大夫。利马窦本人为了更好的在中国扎根，他努力研究汉学，学习中国文化，了解这一个庞大帝国人员的思想、主张和观念风俗，因此他主张融通儒理，介绍西方学说。所以，在和当时的士大夫交往上，他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而其身上带有的西方神秘色彩也吸引了不少士大夫的注意。他热衷并依赖于封建上流社会，通过他们扩大影响力。当然，这种传教方式的选择绝不是出于主观上的喜好，而完全是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利玛窦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交友录》，将西方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呈现于中国人的面前，使中国人对其产生了一定的认同感，他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当地其他教士，帮助他们适应中国的环境，以求其接纳。他著名的神学书《天主实义》将天主比作佛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的内容来“套”他们的教义。这些使作为传教士、神学家的利马窦，非常成功地以非传教士的人世间贤明者的风范，赢得了晚明士林的尊敬。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入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史、地理、水利、大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等都大量传入西方。事实证明，在利马窦等耶稣会士千方百计将基督教义灌输给中国人的同时，自己思想。里也濡染上了中华文明的因子。这种文化的互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表现了明末来华耶酥会士的传播宗教与文化交流并举的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和当时儒家士大夫的交往，并未深入到改变思想的层次，也没有对各自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做探讨和分析，利玛窦只是在一味的以中国传统思想来“讨好”晚明士大夫，而晚明士大夫也从未改变他们的想法和观点，只是在具体的对科学和世界的理解上有一定的改变，并未造成深层次的观念变革。比如他来华时期编撰的书目，所拥有的思想并没有什么超出儒家思想的新内容，它固然可以使晚明士林一时获得精神的兴奋，但是其内容要么跟晚明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显的不可能，要么就是完全照搬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新的演绎，对于当时晚明社会走出封建困境没有实质帮助。这一点晚明的思想家李贽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
明末思想家李贽提出了不拘泥于儒家和佛家的思想，主张在阳明心学强调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批判性，将裂变了的晚明思想推到主体性高昂的极至。李贽思想与当时的西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他既肯定利马窦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也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与天主教教义的分歧。从当时整个文化北京来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明朝自开国以来，就以儒家思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尤以南宋朱熹的理学作为最高思想法则。明中后期心学兴起，大力提倡个性解放和道德践履，它们更将儒学推到了一个比朱学更加流于空疏的境地。
因此，这就造成了晚明社会动荡的思想局面，社会因儒家思想而变得死气沉沉、僵硬无比，诸多思想变革家提出的方案则将这一境况推向了更加糟糕的历史进程中，晚明的西学东渐似乎可以帮助当时的士大夫完成在思想上的变革和对社会清醒的认识，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错位和巨大差异，这种交流还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
晚明时期，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已企图用程朱学来修正王学，把强调道德实践和注意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指导思想。它们着意把西学中的理念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主张相联系，在认识到天主教与儒学的差异的基础上，刻意强调中西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徐光启和复社中的知识分子，激烈批判了空疏学风，提倡实学，讲求经世致用。这也与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对久为封闭的中国产生的影响有关系。而且，东林学者对王学末流师心自用的主观意识泛滥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风貌和方法，与天主教具有一致性，因此东林学者很容易肯定和接受天主教。但是他们仍然未能领会其中真正带有现代化意义的启蒙思想，而是着眼于对封建统治的修修补补。
明王朝灭亡后，当时的思想家将这一历史经验教训归结于思想上的问题，他们认为明朝的程朱理学和儒家僵化的体制有问题，因此他们在深刻的历史教训上，不遗余力地批判程朱理学和传统儒家思想中讲话大部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他们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对明朝的灭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梁启超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敞之后，……炎武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梁启超认为，顾炎武之所以能有如此高超的变革思想，有对晚明时局深刻而又细致的看法，是和他受到当时西学东渐的“崇实”精神相联系的，这种精神是兴除利弊的经世精神，放眼世界的科学精神，是承东林之緒而深受西学影响的结果。
顾炎武完成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接受西学思想进步的一面，反思传统社会的弊端和不合理之处，看到了社会问题，但是他出发的根本点在于寻求合理的王朝灭亡解释，并且他遗民的思想让他对明亡耿耿于怀，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对社会真正的关心，而是出于自我的精神需要。他简单粗暴的否定程朱理学和儒家，未能在如何变革上提出具体有力的举措，思想体系不完整，他看到了问题，却没有办法找到问题背后真正的关键和解决办法。
与明王朝接纳西学不同，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大量晚明来中国的传教士被驱赶出国境。康熙年间实行海禁，乾隆皇帝更是在中西思想交流上严格控制，推行海禁，严厉禁绝任何思想的传播和集会组织，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到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蹣跚不前。但是，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仍然贯穿于有清一代，形成清代思想学术的一大特色。
清代的西学传播和明代有着显著不同，明朝时期的西学传播杂乱无章，难以形成体系，但是传播规模大，影响深远。但在清朝，西方宗教伦理与科学知识已完全划开，有人称前者为西教，称后者为西学。明代西学更带有学术性和超越性的思想，而到了清朝，世俗和经验的知识成了影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因素。
清代西学的传播仅仅局限于皇宫大内之间，西学传教士和士大夫来往很少，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传播和影响的地区也仅限于皇宫一人，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则多傲慢，因他们传教的目的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间，再加上满汉对立，从而加重了非我族类的排外色彩，传教士既不为士大夫所尊重，又不能取信于皇权，地位十分尴尬。入清后，传教士才能的蜕化和西学中国化速度的加快，使西学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较明末有所不及。
康熙皇帝曾身体力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是他仅仅把它当作个人的娱乐消遣，也未曾大规模推广，再加上当时西方的殖民侵略活动引起清朝的重视，开始渐渐不信任西学。
但这些只是在表面上的原因，其真正的原因，还在于“西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系难以相互认同。
中国文化基因中并不缺乏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比如佛教的传播和接纳，反映了中国文化思想中包容的一面，但是这种包容，是以皇权稳固作为根基、以文化价值体系认同作为根本的。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儒道佛三家并尊的文化价值体系，已经在明清之际得以固化，很难有大的改变。而传教士本身自我也有一套成熟的体系与之对抗，而非融合，两者显示出了根本的对立，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视理论的探讨，而不重视宗教形式如何。天主教传入中国时，宗教的形式早已确立，教条已确定，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因此，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和纯洁，就势必反对中国教众祀天、祭礼、拜祖，排斥和否认中国的价值体系，这样一来，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为了得以持续，就只能停留在那些具体客观而又无关紧要的事物上，比如具体细碎的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艺术文化交流，对深层次的问题难以展开对话，由此造成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要么以完全排斥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为极端，要么完全以迎合传统体系而难以真正提出新内容为极端，造成了文化交流上的错位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