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代，许多人“谈阳色变”，对康复阳性患者存在的普遍歧视，让我联想起一个病人。
重症患者冲出科室防线，医生和护士都为他叫好，只因为这里是传染科。
刚工作的时候，医院的传染科实习。那是一个接近封闭的科室，外面的人不愿意靠近，里面的人也不愿意出来。
在传染科的重症区待了45天后，我看到了第一个“冲破防线”的患者。
我被分配到传染科之前就做了心理准备。
这里是传染科的所在地：“传染大楼”，里面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携带者”。
刚来第一天，我跟在带教老师身后巡视病房，走的是医护专用通道。
整整30米的走廊两侧的病房里，全是站着的乙肝患者。
每个擦身而过的医生护士身上，都覆盖着快速消毒凝胶特有的味道。每间病房门口都有消毒洗手液。每走几步，就有一处水龙头。
消毒水的味道强势地在空气里弥漫，一切似乎都在清楚地提醒着进来的人：小心点，把自己保护好了。
1
“越往里走，病情越重。”
我从靠近走廊的窗户挨个病房看过去，终于明白外界对这里的恐惧——
有个病人，从皮肤到眼结膜都是橘子皮一般明晃晃的黄色，是因为肝功能受损严重；
有个男患者身体瘦成了杆，肚皮却高高隆起，像怀孕了七八个月。这是腹水的症状；
甚至还有因为吃了江湖郎中的假冒伪劣草药，铜中毒，从头到脚都泛出青铜色的病人......
当时，医疗水平提高了，传染病容易被确诊，却很难被人理解，人们总是谈“传染”色变。这些外表怪异的人走在街上，不仅会引来侧目和嫌弃，那个铜绿色的病人说不定还会被人围观。
所以他们多数都躺在病房里，哪里都不去。偶尔和我对上眼神，眼睛里都是防备和警觉。
就是在这群人中，我认识了彭涛，全权负责他的护理工作。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彭涛总是静静地坐在床边，背对我们，面朝有阳光的那扇窗，只留给医护们一个抗拒的背影。
如果没有医生护士进去检查，彭涛可以就这样坐一整天。
只有一个活动，能让他动起来。每天18点，全病区的患者都会整齐划一地准时听收音机——
“老军医研发出肝病克星，祖传秘方，专治乙肝！”这些极有诱惑力的字句在病区里回荡。
除此以外，他不会主动踏出这里一步，这间十多平方的病房，好像有强大的磁场，牢牢地吸附着他。明明四周没有铁栏杆，却像一座监牢，将他整个人关在了里面。
妻子每次过来送日用品，他也是隔着一道窗户，久久看着对方。
传染病按“破坏程度”，分甲、乙、丙三类，甲类里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平时我们会得的流感，就属于丙类。乙肝属于乙类，像彭涛这样的传染病患者，需要病区进行严格管理。
彭涛所在的一楼，就是传染科大楼里最凶险的病区：重症肝炎科。随时有可能死亡的传染患者，才会被安排在这一层。
一天晨间护理的时候，彭涛蜷着身体，五官都拧在一块了，跟我嚎：“护士，我肚子痛一晚上了，这会主任应该在上班，你去告诉他。”
我上前摸了摸他的腹部，整个腹肌紧绷绷的，手压下去、松开他都说疼，这架势一看就是腹膜炎的症状。
要知道腹膜炎疼起来真的能“要命”，极容易引起感染性休克。彭涛却生生扛了一宿。
我多问了一句，没想到他居然说因为昨晚值班医生太年轻，他信不过。
彭涛这人很怪，他因为惜命，所以在治疗上格外多疑。全然不顾这些行为，可能会害死自己。
没一会，得知消息的主任骂骂咧咧地走进来，一边给他检查一边嚷嚷：“你到底想不想治？我给你下个出院医嘱，你有本事出院好吧。”
彭涛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挨训，一句也不敢反驳。
我给他输上液，彭涛长出了一口气，露出得救的表情，我趁机逗他，“从今儿起，你得配几个保镖，吃饭喝水得人家先试，没毒才可以吃，啥时候登基，好让主任当你的御医，24小时陪着你。”
彭涛正皱着眉躺着，听我调侃他，噗嗤一声笑了，又疼得嘶了一声，紧紧抿起嘴。
其实我能理解，这家伙是惜命才这么干，但我不由得在心里替他捏把汗。
我想起之前在传染科看到过的一次错误示范：
单人病房里乌烟瘴气，烟雾报警器疯狂闪烁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扮成萨满法师，在病房正中围着火盆子念念有词，手舞足蹈。
病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被扒掉了病号服，光溜溜的身体上擦满了不明液体。看上去凶多吉少。家属在旁边跪了一地。
当时，我被这阵仗吓得够呛，直到保卫科赶到，把病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家属和“大仙”一并请了出来。
大仙也没怎么反抗，有说有笑地等在门口，等家属办完出院手续，就跟着垂死的病人一起走了。
我站在传染科的大楼门口，带教老师告诉我，“你看，等下家里人还要上大仙的车呢，回了家继续跳，一直跳到人没了。”
原来这个肝昏迷的病人已经救治无望，要回家等死，家属就请了个跳大神的队伍，给病人去去邪，别把“不干净的东西”带进家里。
那些年，传染病人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发生的怪事多了。“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更让人着急的是，因为病房气氛比较封闭，这些错误的治疗手段，会在传染患者中“传染”。
每天18点，彭涛会和大家一起，收听一档兜售药品的“养生”节目。他坚信，自己能和其他人一起，找到“自愈”的方法。而就在他身边，常有病人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拨打热线电话，寻医问药。
我看过彭涛的病历，他患乙肝10年，病情已经从乙肝进展到肝硬化了，情况不容乐观。如果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很快会耽误成肝癌。
他的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声不吭，以为熬一熬就能过去。
我不想让彭涛成为“下一个”。
2
彭涛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来的时候，我一度燃起了希望。因为多数传染科病人最大的心理支撑就是家人。
孩子们倚在门口，带着许久没见爸爸的喜悦，像两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说高兴了，就要扑进彭涛怀里撒娇。
可高度戒备的反而是彭涛，他眼疾手快，将两个儿子死死拦在病房外面。他像个哨兵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孩子们，只要孩子们的脚一踏进门口那条线，他就着急地用方言说着什么，边说边比划。
两个小朋友像门神似的站在病房门口，看着不让自己靠近的爸爸，渐渐瘪了嘴，小的那个眼圈红了起来。
我目睹了彭涛那充满父爱，却不得当的防范措施，想上前纠正一把：“你又不是接触性传染病，我们天天给你打针发药的，也没见谁躲着你啊！你把两个孩子丢在走廊干什么？”
彭涛被我怼得一时语塞，讷讷地说：“可是也没人告诉我，可以近距离接触啊......”
他说自己真的很害怕，因为这个传染病，已经给妻子和孩子招惹了不少麻烦。
在他的讲述里我才明白，这家人差点就要垮了。
彭涛一家人的生活发生巨变，是从他收到那张写着“乙肝病毒携带”的体检报告单开始的。
他不晓得这个词的意思，却从旁人的眼光中明白：只要自己带着这个病，就没有人再敢接近他，甚至是他的亲友。
他不仅被马上辞退，更可怕的是，村里已经容不下这户人家。